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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Julius Grey的诉讼有了新进展，昨天，这个案件被指派了一位法官负责，该法官将在9月3日（星期四）听取“保障禁令”有关的论点，到时可能会判决，也可能会拖延更长的时间。

从目前的情况看，在“保障禁令”真正颁发之前，除了申请homeschooling，或者是已经拿了医生证明（doctor’s note）的孩子之外，其他6到16岁的孩子都必须返校。

申请homeschooling要面临“自愿”从一些私立名校退学的局面，而可以连续病假1个月以上的医生证明则已经被许多人验证过，是基本拿不到的。

束手无策之下，

有些家长准备用强硬的姿态把孩子留在家里，

明确拒绝返校，

认为“我的孩子我做主”。

但实际上，在加拿大，真的不是“我的孩子我做主”。孩子的权利是受《人权和自由宪章》以及《青少年保护法》保护的，而6至16岁之间的孩子必须接受教育写入了《青少年保护法》之中。

如果儿童或青少年未上学或经常无故缺勤，教师“在法律上有义务提交报告给DYP”。

DYP的全称是Director of Youth Protection（青年保护主任），我们经常说的“儿保机构”实际上就是DYP。它是一个7*24小时，永远“在线”的机构。当它接到报告：可能有某个孩子因为“身体，性，心理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而使儿童的安全或发育处于危险之中”时，DYP就会马上启动并发挥作用。

2019年的统计数据，

魁北克省平均每天有289例新案件被报告给DYP，

全年超过10万例。

根据《青少年保护法》的规定，DYP会介入的理由包括：孩子遭受身体、心理或者性虐待。遭到忽略或抛弃，孩子出现严重的行为障碍，孩子没有上学或者离家出走。

划重点：遭受心理虐待、遭到忽略、没有上学。

很多华人家长知道在加拿大不能打孩子，知道一旦被老师发现有打孩子的行为，肯定会引来大麻烦。但是，很多人忽略了，DYP还可以因为各种华人家长觉得匪夷所思的理由介入你的家庭。

比如：“孩子在情感上受到虐待，父母让孩子感到自己一文不值”、“孩子目睹家庭暴力”、“孩子没有得到适当的喂养或接受适当的教育”。

在以往，华人家庭最容易踩坑的是前者，中式的“挫折教育”、“打压式教育”、“虎爸虎妈”模式，与加拿大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，会很容易引来老师的怀疑。

而现在，“没有接受适当的教育”这一项，就是横亘在担忧孩子健康，不愿按时返校的家长面前的一道天堑。

法律规定，任何人发现了上述问题，无论这个人与孩子的关系如何，都有义务马上向DYP汇报。而对于来说，教师、日托教育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及时发现问题并马上报告，更是属于责任范畴。

更重要的是，报告者不需要100%确认与核实真的存在问题，只要有怀疑，就必须要汇报。

接到报告后，DYP必须马上行动——跟魁省的日常工作效率完全不一样——一般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就找到孩子的家长。父、母、孩子分开谈话，核对事实，评估案件。

案件评估后DYP会做4种决定：

1. 如果DYP认为事情不严重，会把案例交接给社区的社工，由社工为孩子和父母提供相应的帮助。

2. 如果认为必须“开档”，DYP会建议与父母签署一份“短期干预协议”或“一项自愿措施协议”来保护孩子。协议里会有若干项父母不可以做的事情，协议最长期限可以持续2年。

3. 如果父母不愿意签订“协议”，DYP会将案件交给法院进行裁决。父母必须执行法院判定的事情。

4. 如果DYP认为出现了“紧急情况”，有权利立即将孩子从当前的境地移开。

在九闻看来，

在目前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下，

父母与DYP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，

一旦DYP介入家庭和育儿，

父母就必须按照DYP的意愿和决定来行事。

家长的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或是一个小意外，甚至是孩子一不小心说错话，都有可能招来一场极大的麻烦，使人身心俱疲。

真的不是危言耸听，九闻身边就有案例：一位刚刚跟DYP打过交道的华人妈妈——

只因为在疫情期间，

9岁的孩子上了华人补习班

以至于忽略了老师布置的网课作业，

老师就报告了，

DYP找上了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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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还记得是龙虾季，晚上7点多，我们正高高兴兴吃龙虾呢，有人来敲门。”华人妈妈小A告诉九闻，敲门的是两位女士，自称是DYP的工作人员，出示了证件，表示因为接到了报告，要求马上跟家长和孩子分别谈话。

“孩子被一位女士带到后院单独谈，我和另一位女士在前院单独谈，我先生现在房间里呆着，等我谈完后再谈。”

小A说，工作人员没有直接告诉她自己上门的理由，而是各种兜圈子，问家里的日常情况，问怎么跟孩子相处，问孩子每天的作息怎样，问怎么安排孩子在家里的学习和活动，问夫妻关系如何，问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。

“我被问得一头雾水，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跟我聊完之后，又跟我先生聊了一会，后来我俩对照了一下，发现是相同的问题，应该是核对我们俩的‘口供’，看有没有撒谎。紧急上门，没有给我们任何准备时间，应该也是为了防备我们‘串供’。”小A说。

“孩子在后院也聊了很久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不允许我们父母去问她们跟孩子聊了什么内容，孩子后来也告诉我，说工作人员让她不要跟爸爸妈妈讲他们之间聊过了什么。”

一家三口分别聊完，两个工作人员避开小A一家开了个短会，半个小时后，回来宣布结论。

“我们到那时才知道，是孩子的老师报告的。因为孩子在每周一次的视频沟通里跟老师说，

‘因为我要上补习班，补习班的功课很重，所以我没有时间写你布置的作业’

‘我妈妈让我一天跳1000个绳，好累啊’，

所以，孩子跟老师诉苦的话成为了我们家长的‘罪名’。”

DYP的工作人员告诉小A：

1. 鉴于“情节不严重”，她们不会“开档”，但是给小A安排了社区的心理社工，要求他们夫妻俩完成10次心理辅导。

2. 告诫小A，魁省的教育理念认为孩子只需要完成学校的功课即可，不鼓励父母让孩子参加补习班，强烈建议小A把补习班停掉。

3. 对于“跳1000个绳”，强烈建议让孩子自己安排，不允许强制，更不允许告诉孩子跳绳可以控制身材，因为那样会“暗示”孩子父母对她的身材有不满，属于心理打击。

所以，虽然是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，但直到现在——

小A夫妻俩还固定每周见一次心理社工，接受他主旨为“给孩子减压”的“心理辅导”；

孩子暑期夏令营补习班被停掉了，因为“不符合魁省教育理念”；

孩子也被吓坏了，一直在自责，怎么随口跟老师抱怨两句，就给父母惹来这么大的麻烦。

“老师如果听到孩子抱怨时跟我们家长稍微沟通一下，都不需要引来这么大的麻烦，但是，老师直接就汇报了，毫不留情。”小A说。

小A说，经此一役，即使她非常担心开学后孩子的健康，但“不敢不听话”了，魁省说什么，老师说什么，照做就对了。

孩子抱怨两句太累了都引来这么大的麻烦，

如果不送孩子上学，

恐怕真的要“开档”和法庭上见了。

“也许到最后法官会体谅我们做家长的苦心，但我们还是不要去尝试比较好。

鸡蛋碰石头，

即使最终能赢，

恐怕整个家庭也会掉一大层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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