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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发生以来，作为一个华人，尤其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，你是否觉得原有的安全感在生活里悄悄流逝了一部分？

比如友善的目光和微笑没有了？

比如在你购物时会让你离他远点？

比如孩子从学校回家后跟你说，有同学说他身上有病毒？

至少在九闻小编身上，这些都经历过。

曾经我也经历过自我安慰：这些只是个例，只是自己太敏感了，但权威的民意调查报告告诉我们，这些不友好，是确实存在的。

已有16年历史的资深民调和智库机构皮尤研究中心（Pew Research Center）昨天发布了重量级民意调查。数据显示，在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德国、荷兰、瑞典、美国、韩国、西班牙和加拿大等14个发达国家/地区中，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——同一主题的民意调查已经进行了十多年，但在今年，负面态度的比例达到了最高点；61%的受访者认为，中国在控制新冠病毒方面做得不好。

这个调查的核心或许指向中国，

导致民意反转的原因或许多种多样，

政治方向也好，疫情控制也罢，

对于移民海外的华人来说，

本就不是能够干涉和左右的，

但对于受访的民众来说

这种负面的情绪却是泛滥的地图炮

远在天边的中国人和自己在街头碰到的亚洲脸

反正都是“带病毒的中国佬”

这种地图炮甚至会越过华人身份

荼毒整个亚裔群体

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残酷的事实。

我的国籍是加拿大还是中国

在仇华派和种族主义者面前

没有任何区别，

一丁点都没有。

你见过种族歧视者开口伤人前还先问一句：

“请问您的国籍是加拿大吗？”

甚至相较于大洋彼岸的中国本土华人来说，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才是种族主义者和仇华势力最直接的“泄愤对象”，他们所刻意制造的刻板印象、偏见、歧视甚至伤害，会让我们成为最直接的承受者。

现在，第二波疫情又席卷而来，经过发酵的歧视，无缘无故的仇恨似乎再次扑面而来。

我们现在面临的歧视与仇恨到底已经到了哪个地步？

面对无端的负面印象、猜忌和指责，我们该怎么看待？

华人是否经历过同样的惨痛过往，又是如何成功翻身的？

在今天的推文中，九闻想深入探讨这个话题。

在统计数据中，有86%的日本人、85%的瑞典人、81%的澳洲人不喜欢中国，这个比例在加拿大是73%。从曲线图可以看出，各个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的态度从正面到负面发生了急剧转变。

在新冠病毒阴霾的影响下，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疫情开始之初缺少透明性，即使后续中国遏制住了病毒蔓延，但还是有61%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对大流行管理不当。

新冠病毒大流行确实对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，造成了很多的死亡、别离、伤痛，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。

人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时，也像“悲伤的五个阶段理论”中分析的那样，第一阶段先否认：拒绝相信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，试图告诉自己，生活和以前一样，没有改变。拒绝戴口罩，拒绝改变生活方式，认为悲剧不会发生在身上，认为一切威胁都是假的。紧接着，度过了否认阶段后，第二阶段是愤怒，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愤怒，甚至会硬要为无法改变的厄运找到责任人，要求他人为自己失去的事物负责，为情绪找到出口。

在悲愤却模糊的情绪中，首先出现感染，发生病毒传播的中国，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，而生活在海外的华人，成为了最直接的承受者。

即使在以温和、善良著称的加拿大，同样存在这样的偏见和对立。

小编自己曾遇到过2次在购物时被无理要求“离我远点”的指责——即使当时我戴着口罩，站在离对方4、5米远的地方，即使他身旁有其他族裔在穿梭，但最终的矛头指向了我。小编的女儿在学校也遭遇过，同学指责她身上有病毒，想要集体孤立她，我们向学校投诉，要求道歉，那个孩子眨巴着“无辜”的大眼睛说：“是我妈妈告诉我的，不让我跟中国同学一起玩。”

这是因为族裔而发生的无差别攻击，

我们相信事情不会单单只发生在具体某个人身上。

新闻媒体《MACLEAN’S》记录了一些因病毒、疫情和偏见遭受到攻击的自述：

2月初，加拿大华裔全国理事会开始记录反亚裔种族主义事件，到9月中旬，已经有超过600起仇恨事件报告，其中东亚裔报告了83%，东南亚裔报告了7%，有44%的报告来自于BC省，38%的报告来自于安省，7%的报告来自于魁省。

在收集到的仇恨事件报告里，有30%是袭击，包括针对性的咳嗽、人身攻击和暴力，而语言骚扰是最常见的歧视类型。

温哥华警方在7月份表示，在2020年，他们已经受理了66起针对东亚人的仇恨动机事件，而去年同期，同类型的报案只有7起。

疫情是近现代人类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，但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何其无辜？就像受到攻击的叶丽仪说的，没有人应该承受这一切。

不公平的待遇、莫须有的指责，

被强行安到每一个“亚裔脸”身上，

社会上形成了极其不好的风气，

借着疫情，华人又被戴上了有色眼镜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：他们是对中国有负面印象，不是对华裔人群；

也可能有人会说：这些遭遇我并没有遇到，你们在危言耸听。

可是，试问当地普通老百姓，有多少人真的能完全切割开对国家的看法和对华裔个人的看法？有多少人能分清楚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？

努力的做自我切割，认为我是华裔加拿大人，认为我跟中国没有关系，这都是鸵鸟心态，自欺欺人。在社会对亚裔脸不友好的大风气下，顶着一个亚裔脸的你我，谁能独善其身？

暂时还没有遭受歧视和攻击，或许是个人经历的一种偶然，而如果海外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敌视中国，“与世无争”的华人也许在下一秒就会遭遇这一切——这是大背景之下的必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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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恶性的情绪在主流社群里升温发酵，

在不那么友好的大环境下，

我们该如何自处？

默不作声？逆来顺受的接受所有不公的评价和对待？不。不可以这样。

上天从来不会无端掉馅饼，一切的权利、尊重，都是自己争取回来的——在加拿大，现在我们华人所拥有的承认和地位，同样是几十年前的华人前辈们，为我们争取来的。

在这里，九闻想讲述一段或许不为人知的加拿大136部队历史，那群值得尊敬的华裔加拿大士兵，用自己的青春、健康和生命，为加拿大华人实现了平权。

十九世纪中叶，大约9000名华人劳工来到加拿大，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最后一段。当时的社会性制度性系统性的歧视无处不在：

1. 同工不同酬，白人一天的薪酬是2加元，但中国人是1.35加元；

2. 中国人要缴纳“人头税”，1885年时人头税是50加元，到了1903年，人头税是500加元；

3. 1923年，《移民法》（又称为《华人排斥法》）通过，这是针对特定种族群体的唯一立法：除了极个别人以外，所有华人（即使拥有其他国籍）均被禁止进入加拿大，在这个法案实施的24年时间内，总共只有20多名华人移民到加拿大；

4. 禁止华人拥有土地，禁止华人雇佣白人女性；华人不能经商，不能从事医学和法律等专业；

5. 华人没有投票权，1885年的《 选举专营权法》明确剥夺了加拿大华人的投票权。1920年，《 自治领选举法》明确了各个省有权利根据种族来限定投票资格。

   
   

改变这一切不平等的力量，有一部分来源于一，二战中，自愿加入加拿大军队的华人。

加拿大华人是完美的新兵。他们会说英语和广东话，他们的外型也使得他们可以轻松的融入当地。那些新兵要宣誓保密，并被警告：如果被日军抓获，他们将会被视为间谍，而非普通士兵，最有可能被杀。

华裔军人代表了加拿大军队进入了二战的亚洲战场，分布在海、陆、空军队伍。还有150位华人士兵被组建成136部队，作为二战期间英国特种作战执行官（SOE）的一个分支，在被日本占领的东南亚支持和训练当地的抵抗运动。136部队成为加拿大华裔男人展示勇气和技能，尤其是对加拿大忠诚的代表。

勇者的努力和奉献改变了华裔族群在加拿大社区生活的地位。1945年，BC省政府将投票权扩大至加拿大华裔退伍军人群体里。两年后，省级和联邦政府给予加拿大华裔人士适当的投票权。另外，受过培训的华人也可以当医生、律师、工程师了，加拿大华裔社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被彻底改变。

136部队中，第一批参军入伍的Douglas Jung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BC省，1953年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，拿到文学学士和法学学士两个学位，1954年进入BC省律师协会，在温哥华建立了律师事务所，1955年，成为首位在BC省上诉法院出庭的加拿大华裔律师，1957年，Douglas Jung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华裔国会议员。

Douglas Jung的个人历程，

完美展示了九闻之前所说的，

“用主流社会看得懂的行动去抗争”。

知道主流社会的精神内核是什么，弄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，参与主流社会的建设，为这个国家的根基、荣誉而奋斗，取得成就之后又反哺社区。

回到现代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：

如果华裔族群多几个Douglas Jung，

如果现在加拿大议会里有三分之一是华裔议员，

法院里有三分之一是华裔法官，

警队里有三分之一是华裔警察，

我们在疫情以来遭受到的歧视与攻击，

还会不会这么明显的出现？

魁省的疫情反扑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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